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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解密:毛泽东解决西藏问题的时机选择

2013-02-06 16:07  来源:中国共产党新闻网

  毛泽东对西藏的认知是正确的,抓住了西藏的基本特点。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“世界屋脊”,地理复杂,环境恶劣,交通之险恶堪称世界之最,有人描述为“乱石纵横,人马路绝,艰险万分,不可名状”(王贵、喜饶尼玛、唐家卫:《西藏历史地位辨》,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,第643页。)。毛泽东长征期间带领中央红军在藏区行军时,曾亲身经历过藏区的“交通困难”和“给养供应麻烦”。当年,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6月进入川西北的藏民聚居区(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。),至同年9月1万余人先行北上,在藏区辗转驻留近3个月。由于这一地区地广人稀,物产不丰,再加上交通不便、气候恶劣、反动武装的骚扰破坏等因素,筹粮极为困难。红军严重缺粮,有的部队甚至几乎陷入绝境,“因为粮秣已绝,茹草饮雪,无法充饥,饿死冻死者触目皆是……生死完全取决于能否及时取得接济”(李星:《红军长征在雪山草地的粮食问题》,《西藏研究》2003年第1期。)。毛泽东看到部队吃饭十分困难,亲自过问给养问题。(参见《毛泽东年谱(1893-1949)》上卷,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,第462页。)这次行军是毛泽东对藏区最早的直接接触,形成了他对藏区最初的认识和感知,其中印象最深的无疑就是藏区“给养供应”的困难。

  西藏社会民族及宗教问题突出。西藏是民族比较单一的藏族聚居区。这种情况不仅与中国汉族地区不同,而且与新疆、内蒙古等民族地区也有很大差异。因此,解决西藏问题必须直接面对和正确处理因“完全不同的民族区域”而出现的各种民族问题。由于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环境中,西藏民族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、民族情感和风俗习惯,具有较强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。加之旧中国造成的汉藏民族间的隔阂,以及在帝国主义势力的策划煽动下西藏分裂势力打着“民族”的旗帜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,使西藏问题中的“民族问题”特点愈发突出。

  西藏宗教,最主要的是藏传佛教。据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的统计,西藏有寺庙2670座,僧尼逾12万人,在总人口的120万人中,占1/10多。(参见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《西藏革命史》,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,第9页。)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已有数百年之久。西藏封建农奴制度,实际上是上层僧侣和世俗贵族联合对广大农奴进行专政的制度。西藏寺庙不仅掌握着很大的政治权力,而且可以利用这一权力,以“神”的意志,进行经济活动,寺庙本身即占有大量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。据统计,全藏寺庙占有西藏全部土地的39%。在文化及人们日常生活方面,宗教影响无处不在。藏传佛教在西藏的广泛存在及其不同于其他教派的特点,也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客观现实。

  基于以上认识,毛泽东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基本构想:不能太快、太急,“须要稳步前进”。在以后进军及经营西藏的过程中,毛泽东多次强调:“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,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大事,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。”(《解放西藏史》,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,第164页。)“慎重稳进”由此成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基本方针。

  二、保护班禅,“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”

  毛泽东1949年2月与米高扬会谈时提及解决西藏问题,是在展望解放战争的进程,并无立即着手解决之意。由于江南、华南和西南此时尚未解放,与国民党的内战尚未取得全局性胜利,在毛泽东和中共高层的考虑中,西藏问题的解决非当务之急。1949年3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,对各野战军进行的战区划分还不包括西藏。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,毛泽东等在5月至7月间制定了一个为了“解放全国人民,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”的战略规划。这个规划对各野战军下一步的进军目标分别作了部署,其中少数民族聚居区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西康、新疆都成为下一步进军的目标,甚至比“西藏问题更复杂”的台湾问题,也在毛泽东考虑之中,明确指示“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”(《毛泽东年谱(1893-1949)》下卷,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,第529页。),却唯独没有提及西藏。1949年夏,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。7月25日,毛泽东在给刘少奇转斯大林的一封电报中指出:“我们设想到明年的下半年,即在我军进攻台湾期间,中国大陆的所有领土除西藏外都将被我们占领。”(〔俄〕A.M 列多夫斯基:《斯大林与中国》,陈春华、刘存宽等译,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,第123页。)这说明至少在1949年7月底之前,西藏的解放还只是一个目标,具体操作还没有提上毛泽东的议事日程。在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考虑中,西藏的解放将是最后解决的问题,要迟至1950年以后。

  虽然西藏的解放还未提上日程,但毛泽东一贯未雨绸缪,伏脉千里。1949年夏,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。8月6日,正值一野开始解放兰州之际,毛泽东致电一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:“班禅现到兰州,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,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。”(《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》,中央文献出版社、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,第1页。)

 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是在他部署整个西北地区的解放问题时发出的。在这份电报中,毛泽东指出,解决西北地区“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,尚须兼取政治方式”,“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”。“现在我军占优势,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。”(《毛泽东文集》第5卷,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,第319页。)正是在这种思路下,正在青海的班禅进入毛泽东的视线。

  毛泽东对班禅的重视,与远方的苏共不谋而合。1949年底,苏共专门为保护班禅事向中共提出建议。此事在中共的档案材料中留下了记载。12月26日,刘少奇致电彭德怀,称:“彭并西北局:班禅童子对我解决西藏问题有很大作用,苏联同志劝告我们要切实注意不要使班禅被人下毒毒死。望予注意。”(《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》第1册,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,第232页。)

责任编辑: 叮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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